为什么我们要讲“礼” 08-思想者·连载-解放日报

为什么我们要讲“礼”——彭林教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2012年10月27日 08:08-思想者·连载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思想者
思想者小传
彭林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市,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中华传统礼仪概要》、《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五讲》、《礼乐人生》等,主编《中国经学》,点校的古籍与文献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经释例》、《观堂集林》等,发表论文120余篇。
说到“礼”,很多人可能马上会联想到鞠躬、作揖、迎来送往等等,这种看法很片面。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谈一谈我们中国的“礼”,它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话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位泰斗——钱穆先生说的。1967年一位美国学者到台北拜访钱先生,请他谈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次谈话,后来整理成了一篇题为《一堂中国文化课》的文章发表了。
钱先生在一开头就说,中国文化说到底,可以归纳为一个字:“礼”。西方的“礼”主要是指人际交往的一些礼节。可是在中国文化里面,“礼”的涵义很丰厚: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叫“制礼作乐”,这个制度一旦被破坏叫“礼崩乐坏”;人跟人之间怎么交往,要依据“礼”;个人怎么修身,离不开“礼”。钱先生说,与西方的“礼”相比,中国人所说的“礼”,背后是整个传统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几千年以来,我们中国除了个别时候处于分裂状态,大的趋势是统一的,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钱先生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方言与风俗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形态,就是“礼”。这个形态是西方人所没有的。西方人按照方言和风俗来划分国家。方言和风俗不同,就是不同的国家,所以他们都是小国寡民。如果按照他们的做法,那我们不知可以划分成多少个国家,可以组成一个联合国。
在中国人看来,风俗只是地方性的、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过年,有的地方吃元宵,有的地方吃饺子,有的吃糍粑,风俗迥异。我们方言可以互相听不懂,风俗可以彼此不一样,可是在“礼”这个层次上,则是举国认同的。所以钱先生讲,“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离开了“礼”来谈中国文化,可以说无从谈起。
礼义不行,教化不成
“礼”是修身和教化的工具,是要让你“修身践言”、“行修言道”,它的核心是要教人懂得“辞让”和“忠信”。一个社会没有“礼”,就没有了分辨是非的标准。
我先来谈一谈“礼”在中国人观念里的地位。在中国人看来,“礼”首先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
全人类几乎都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人怎样定义自己。西方有学者说,全部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点:人是什么?在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有一头叫斯芬克斯的怪兽蹲在路口,凡是从它面前走过的人,都要猜一个谜,猜不出来就要被它吃了。谜面是:有一种东西,早晨起来四条腿,中午的时候两条腿,到了晚上变成了三条腿,这是什么?无数的人猜不出来被吃掉。终于有一天,一位智者出现了,他就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之一的主人公俄狄浦斯。他说谜底是人,因为人童年时代在地上爬,所以是四条腿;成年以后直立行走了,所以是两条腿;年老后身体衰羸要拄个拐杖,所以是三条腿。西方人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说它体现了一种很高的智慧。但是“斯芬克斯之谜”并没有说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学科、许多学者在继续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古人有没有讨论过呢?有!2000多年前,我们有部书叫做《礼记》,就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记载,有人把人定义为有语言的动物,人会说话。儒家反对这种观点:鹦鹉不也能说话吗?它说的话可能比一两岁的小孩还要多,可是谁都明白,鹦鹉再能说话,也只不过是一只飞鸟。猩猩也能学人说话,可是这改变不了它是畜牲的事实。那么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儒家认为,人是能够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的动物,言行举止都有合于道德理性的规范,这就是“礼”。《礼记》说:“今人而无礼,不亦禽兽之心乎?”尽管你的身体已经进化到人的这个阶段,可是你的心还停留在禽兽的阶段,这样的人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礼记》又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这句话很深刻。“”这个字大家今天不太常见,念yōu,母鹿的意思。“父子聚”,通俗一点讲,就是鹿爸爸跟鹿儿子的性配偶是同一个。这要落到人身上,那就是乱伦,可是畜牲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有智者出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我们跟禽兽不同在哪里?我们是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的。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因而我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动物的野性,如无序、贪婪、恶斗、残忍,等等。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就必须学会用道德理性来抑制、最终消除我们身上的野性,这个手段就是“礼”。
其次,“礼”还是我们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根本标志。唐朝时佛教和道教盛行,儒学处于衰微的状态。眼看我们的本位文化要被其他文化淹没,于是韩愈站出来大声呼吁回归中国文化的“道”。韩愈在他的《原道》中说,春秋时期,中原的华夏民族文化最先进,周边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民族统称为夷。当时诸侯盟会有一个规矩,“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什么意思?你原本是中原的诸侯,可是你却向落后民族看齐,倒退到了夷狄之邦的水平,那就把你当夷狄来对待;相反,你原来是夷狄,可是你通过学习,在文化上达标了,那就把你当作汉文化的一员看待。在韩愈看来,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在于“礼”。
再次,“礼”是修身和教化的工具。我前面说到,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带着动物的野性,那么如何去掉呢?只有通过“礼”。这个“礼”不是教你点头哈腰、鞠躬作揖,而是要让你“修身践言”、“行修言道”,这才是礼教给我们的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现在常说,“让文明成为自觉”、“做文明有礼的现代人”,口号很好,关键是怎么做。礼义不行,教化就不成,因为它的核心是要教人懂得“辞让”和“忠信”。
“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礼”是不可或缺的。《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公共汽车上,年轻人坐着,老人站在他面前,他不知道让座,他不以为错;百货商场里光着膀子四处转悠,他也不以为错。没有“礼”,就没有了分辨是非的标准。所以《荀子》说,“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人莫之能诬也”。说白了,“礼”就是规矩、规范。前几年,就有人批评说,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失范”的社会,说白了,就是“失礼”的社会。
最后一点,“礼”是对我们人性的合理约束。人都有喜怒哀乐之情,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情感当中。但是,你一定要学会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古人讲,“发乎情,民之性也”,情是人性使然,天然合理。但是,情绪的表露一定要“止乎礼义”,合于道德理性的要求。
内外兼修,知行合一
“礼”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考虑到他人的存在,而且要为他人着想,要懂得尊重别人。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美好的本性。
道德是抽象的范畴,看不见、摸不着,怎么使它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变成大众的自觉行为呢?古人把道德分解成了很多德目,如忠、孝、信、尊老、尊师、敬长,等等,把它变成能够学习、比较、检验和提升的操作系统,教人一方面通过读书明理,另一方面通过践行知礼,达到内外兼修的目的。《礼记》说,“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它不是局部的、短暂的真理,而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具有恒久的合理性。
那么,“礼”体现了哪些人文精神呢?第一就是培养博爱之心。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孝经》里,已经出现了“博爱”一词。人要有爱心,它该怎么培养呢?从爱父母开始。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你生命中的每一步父母都倾尽了心血,爱父母是最应该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所以对父母要孝。但是,孝不是狭隘的,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对父母之爱推广到天下人的父母身上,这就是“博爱”。
第二就是敬。《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意思是说,所谓“礼”,无非是表达敬意罢了。内心的爱,应该能够被人家感受到。天安门升国旗时,为什么大家要肃立,要脱帽,要行注目礼?那是为了对国旗表达敬意。外国元首来访,为什么我们要铺红地毯、放礼炮?那是为了表达对国宾的敬意。
钱穆先生说,“礼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考虑到他人的存在,而且要为他人着想。《礼记》中有句话非常经典,“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不是卑躬屈膝,而是谦卑的意思。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调的位置,把对方放在一个受尊重的位置,即使对方是贩夫走卒,他都有做人的尊严,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
我在清华有一次早晨起来跑步,经过一条马路时,看到一对清洁工夫妇在扫马路,一个多小时后,我从另外一条马路跑回来时,看到他们还在扫。我于是停下来跟他们聊天,其中一位告诉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他们多干一点,孩子在学校生活就好一点。我听了之后,差点落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后来我在课堂上给同学讲这件事,我说你别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进出校门不拿正眼看门卫,见了清洁工就认为他们是下人。如果你们那样看待他们,你们的书就白念了。每一个人都有人格尊严,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贪,完全凭自己的劳动吃饭,人格何等高尚!
《论语》告诫人们,要做君子别做小人。这个君子自有检验标准,不是你说是就是的。《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在其存心也”,君子的心里面装着两件东西:“君子以仁存心”,他是一个仁者;“君子以礼存心”,对人礼敬有加。“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都渴望得到别人尊重。这个尊重,是通过我首先去尊重别人,然后得到别人的尊重。先从我做起,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社会和谐就能够真正实现。
第三是内外兼修。中国人的“礼”是要教会你内外兼修,两者之中,我们中国人更看重“内”。
孔子讲过一句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质”是指人类朴素的本质,“文”是指仪节、文饰。有些人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勤劳、诚实、有爱心,大家都会说他本质很好。但是如果仅止于此,往往会流于粗俗。可能有人会反问,朴实难道不比这虚头八脑的“文”更好吗?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人提出过了。《论语》说,卫国的大夫棘子成问孔子的学生子贡:“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君子保持质朴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有文采?子贡说,虎豹有健硕的躯体,这是它们的质,而身上还有斑斓的花纹,两者相得益彰,让人一看赏心悦目。如果把虎豹皮上的花纹都去除掉,跟犬羊的皮挂在一起,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礼记》上讲,“德辉动于内,理发诸外”。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文明时代,社会文明在进步,所以我们身上要有跟这个时代匹配的一套文化,例如人跟人交往的礼节,公共场合应有的规范等,古人称之为“文”。但是,一个人如果过分地追求“文”而忘记了朴素的本质,那也不行,容易变得虚浮、造作。两者要平衡,孔子说要“文质彬彬”,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人的美好的本性,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最后,学礼要知行合一。《荀子》里有一段话很经典,讲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喘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君子的学习是,入耳入心,并且诉诸行动,动静之间,都体现出一种修养。小人之学就不一样了,“入乎耳,出乎口”,这里进去,那儿出来。那么《荀子》批评了,“口耳之间,则四寸耳”,这多大一个地方,“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堂堂七尺男儿老是把功夫做在嘴上面。“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学者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现在的人是学给别人看的。朱熹后来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什么叫为自己,什么叫为别人呢?读书就好比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吃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读书是为了满足精神境界的需要。他说有些人家里有很多好吃的,他不吃却摊在门口给人看,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
自谦尊人,君子风范
与人交往,言谈举止要谦虚、低调,对对方要尊敬,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准,是其时矣。
君子德性淳厚,流露于外的则是谦敬典雅的风范。道理我想大家都懂,那么要让自己有君子的风范,具体该怎么做呢?我的建议是,学一学礼乐文化的知识,然后践行,做到知行合一,久而久之你的气象一定会不一样。
这里我举些例子。《礼记》中对于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规定。在正式场合走路,足容要恭,也就是走路的时候脚步要稳重。第二,手容要恭。大家都知道,人与人交往这手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给人递一张名片,要用双手递,不能扔,对不对?你把名片丢给人家,是很不尊重人的行为。拿东西、递东西要尽可能地用双手。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在座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缴费,对方给我找钱,他将一把零钱丢给我,而且自始至终都不看我,我站在那儿很生气,怎么能这么扔呢?这个钱是我的啊,我不是要饭的。就算是你给要饭的钱,也不能这样,一点尊重他人的意识都没有。我们现在不被人尊重惯了,所以也不觉得那是多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目容要恭。一个人是否坦荡、正派,你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出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孟子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紈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蝆哉?”观察一个人,最好的莫过于看他的眼睛。因为眼睛掩盖不了一个人内心的丑恶。心地光明正大,眼睛就会明亮;心地不光明正大,眼睛就灰暗无神。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的眼神,这个人的美与丑怎么能够隐匿起来呢?所以眼睛是很重要的。我们跟人交流的时候,一定要看着对方,这是一种起码的礼貌和尊重。还有,口容要止,声容要静。在正式场合边吃东西边讲话,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前面讲了,“礼者,自卑而敬人”。与人交往,言谈举止要谦虚、低调,对对方要尊敬,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所以古人称呼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用敬语,于自己一方则用自谦语。如今的日本和韩国的语言中,都还保留有系统的敬语和自谦语。而在我们内地,敬语已经几乎没有了。北京话的称呼当中,大概只有“您”是敬语,而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南方,6岁的小孩跟80岁的老人讲话,普遍都是用“你”,没有敬语。可是在古代中国,怎么称呼别人,怎么介绍自己,都很有学问。比如称呼人家的父母为“令尊”、“令堂”,称呼对方的子女是“令郎”、“令媛”、“令爱”,这都是尊称。讲到自己则要用谦语,称自己的父母为“家父”、“家母”等等。
如今,我们在称谓上基本是混乱的,有些称谓简直是贻笑大方。比如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妻子,一般都称“老婆”、“爱人”。“老婆”这个称呼俗了点,难登大雅之堂。而“爱人”这个词,在明清四大小说中都没有,是近代才出现的新词,这个词在港台、日本、韩国,是指情人,所以内地的“爱人”,曾经被海外普遍误解,甚至闹出笑话。还有最糟糕的,是向对方称自己的妻子为“夫人”,这是缺乏文化常识的表现。古代的称谓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混用。《礼记》上说,帝王的配偶称“后”,母后、太后普通人是不能用的,用了就会成笑话。“夫人”,特指诸侯的配偶。今天我们称呼对方的配偶为“夫人”,是表示尊敬,属于尊称。“夫人”不得用于自己一方,好比人家问你“贵姓”,是对你的尊重,你不能说“我贵姓王”,而要说“免贵,姓王”,表示这个“贵”字不敢当。
那么,有人会问,称夫人、爱人、老婆都不对,那应该称什么才好?应该称“内人”或者“内子”。前几年,宋楚瑜先生到大陆来访问,在上海机场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今天,我偕我的内人访问上海,感到很高兴。”他称自己的配偶为“内人”,这是合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是低调的表现。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相沿至今,就成了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表达方式。日本人对他人介绍自己的配偶为“家内”,意思也是一样。这是中华文化圈通行的称呼。只是我们现在说话都不太讲究这个语言的分寸,久而久之,大家便都疏忽了。
以上谈到的礼仪知识,在过去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多练习几次,你就可以熟练掌握了。《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准,是其时矣。
(根据录音整理,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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