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文革”中起家的那些红人的近况


类: 历史

“文革”中起家的那些红人

 聂元梓 “文革”初期的北京高校“五大领袖”之首、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声大噪的聂元梓是“文革”史中难以跳跃过的角色。图为聂元梓旧照。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是传遍大江南北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他们就是40年前“文革”运动中的红人,然而当那场运动被否定,他们已在狱中进行了10多年反省后,如今已进入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对那场运动有着怎样的反思?他们身上还没有没有当年的那份执着与激扬?这篇博文里,我将带大家一起盘点“文革”红人们的现代遭遇。


蒯大富全家照

1、蒯大富

出身地:江苏滨海县

走红事件: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同年8月4日,在批判王光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平反,并被认定为左派。随后不久得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副司令一职,并在打倒刘少奇,迫害王光美等系列事件中担任重要的策划者和带头人。

服刑期: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1987年10月31日被释放出狱。

近况:出狱后的蒯大富先在宁夏青铜峡铝厂上班,后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倒腾过通讯器材,也小赚了一笔,如今疾病缠身的他在家中安度晚年,每天坚持看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

文革感悟:认为自己对当时错整的一些干部和发生的流血冲突负有责任,这些让他想起来都后悔,但自己也是被偶然推到红卫兵领袖的位置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7a1b9b0101d4p5.html

2、毛远新

出身地:新疆乌鲁木齐

走红事件:成立“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担任“辽宁王”期间杀害张志新;被毛主席指定为“可靠接班人”“联络员”等。

服刑期:1986年,被军事法庭判处17年有期徒刑,从1976年起算。1989年3月保外就医。1993年10月刑满释放,腿瘸。


近况:刑满释放后的毛远新以“李实”的名字被安排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其个人的工资也逐渐增加了。2001年2月,高级工程师毛远新退休,每月领取千余元养老金。他的烈属(他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待遇终于恢复。每年春节,居委会都会把“光荣之家”的条幅贴到他家门上。

3、张铁生

出身地:辽宁兴城

走红事件:在1973年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信,成为文革后期著名人物,俗称“白卷英雄”。

服刑期: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10月刑满获释。

近况:出狱后,和三人创办饲料公司,后发展为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禾丰牧业”),现为该公司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即为张铁生,持有3200多万股,他同时是禾丰牧业的原始股东。

 

现为知名企业家的张铁生

4、关锋

出生地:山东省庆云县人

走红事件: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之一;1966年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文指责《北京日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1966年7月24日给江青写信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该信受到毛泽东、林彪的赞赏

服刑期:1967年在文革内斗中被软禁,后被关进监狱,直到1982年被释放。

近况: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现专心从事写作。但对文革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

李冬民:支持邓小平的红卫兵头目现为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

5 李冬民:支持邓小平的红卫兵头目 现为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

李冬民,1947年出生于河北,他的父亲是一名老革命。解放后,李冬民随父母来到北京。

1966年“文革”发动时,当时仍在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对既有的教育制度提出疑问,因此他受到当时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打击,遭受全市的批判。不久,红卫兵运动兴起,工作组被撤,李冬民得以平反并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这期间,李冬民作为红卫兵的优秀代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称李冬民为群众领袖,并调侃地说:你的兵比我的多。

1966年11月,李冬民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的接见。1967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李冬民当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当时他年仅20岁。1968年,李冬民因不服从“中央文革小组”命令被撤职并被安排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不过他没有像蒯大富等红卫兵头目一样遭受到隔离审查。李冬民下乡不久就入伍,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冬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周年之日。这天,在首都长安街西单商场墙上,李冬民带着十多个青年打出横幅:“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震惊全国。2月25日他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并被打成“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头目。

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当年70号文件,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出狱后他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1985年,李冬民创办了中国大陆首家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该所主要从事民意调查与社会调查,在客观反映社会的同时,积极关注民生,而李冬民至今一直担任所长。

王海容: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 “文革”后居闲职现退休在家

6 王海容: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 “文革”后居闲职现退休在家

说起王海容,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定不会陌生,那时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王海容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

1965年,王海容由周恩来指示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文革”初期,她出入中南海,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高级干部。从1971年起,王海容三级跳,接连被任命为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当时毛泽东由于身体等原因,基本不见任何人,连江青见他一面都很难,王海容是少数能见到毛泽东的人,毛泽东的很多指示都是通过她向外界传递的,可见她当时的地位之高。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被宣布隔离审查。王海容也由于她的特殊关系,被宣布停职,并在外交部接受审查。从1978年起,她的工作关系从外交部撤销了,移交到中共中央组织部,1984年,王海容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仍保留她的副部长级待遇。

王海容虽一直没结婚,但她并不孤独。和她居住在一起的有她的5个亲人:母亲肖凤林,弟弟王起华,弟媳裴震坤,侄儿王宇清,侄女王宇丹。她家就在中南海旁边,是一座欧洲风格的小楼,显得格外清静。现在的王海容,过着远离政治而格外悠闲的生活。

7 遇罗克:发表《出身论》抨击血统论被处死 2009年雕塑被立于北京

“文革”期间,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在“文革”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一副对联,被称为“血统论”。这种“血统论”直接导致后来很多的悲剧,很多人仅仅由于出身不好就惨遭了杀害。

而在当时那个狂热的年代,就有那么一个人站了出来公开质疑“血统论”。遇罗克,北京人,父亲遇崇基曾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曾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因父母1957年均被打成“右派”,遇罗克高中毕业后,于1959年、1960年先后两次参加高考,尽管成绩优秀,但不被准许进入大学。

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到南郊农村当农民。但在农村,遇罗克看到,“血统论”的现象更为残酷:一些地主的亲属都被斗死。1967年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售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出身论》对“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因此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呼唤平等与尊严,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被捕入狱。当时牢房里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遇罗克还说,他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影响这么大,有这么多来信。“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

8 戚本禹:1968年即遭审查的“文革”干将 现为上海某公司高级顾问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文革”干将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在“文革”初期都曾权倾一时,但不久就纷纷被捕入狱,并开始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牢狱生活。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关锋也于2005年春天病逝,而戚本禹是三人中唯一在世者。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长大。1949年入党。由于戚本禹年轻(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戚本禹就此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邓小平、康生、彭真等一些党内元老都曾是杂志的编委,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1965年,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但这篇文章发表后,各地响应者寥寥,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因为这篇文章,戚本禹再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重视。

1966年,戚本禹已经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戚本禹开始走上权力的巅峰,不久他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是好景不长。在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爆发之后,戚本禹与王力、关锋因主张“抓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而让毛泽东大为不满,毛泽东由此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王力、关锋很快被隔离审查。但毛泽东指示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但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还是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之后他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对“王、关、戚”三人重新进行了审理,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正好18年。1986年戚本禹被刑满释放。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在上海市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现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顾问。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一样,为人处世,仍然有一种“戚大帅”的味道。(摘编自《1978大记忆》《党史纵横》《福州晚报》《三联生活周刊》)

9 孙玉国

2002年,珍宝岛迎来了一批为自己战友扫墓的老英雄。临走时,一位老人对当地负责人说:“给我留下一块墓地,百年之后,我要和战友们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孙玉国——当年被美联社称为“红色巨人”的中国边防站站长。

1969年3月15日,震惊世界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了。孙玉国和他的战友们给不可一世的入侵者以毁灭性打击。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提议,要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代表参加。于是孙玉国参加“九大”并发言。孙玉国在九大的发言将会议推向高潮,毛主席两次站起来为他鼓掌。发言后,孙玉国主动与毛泽东、林彪握手。此后,孙玉国步步高升,9月,中央军委授予孙玉国“战斗英雄”称号。他从连级干部直接被任命为副团长。在全国主要城市巡回演讲一圈后,他被告知“副”字取消了,“你现在是团长了”。1973年,孙玉国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又被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33岁。

然而,政治上稍显稚嫩的孙玉国被“野心家”们利用了。在中央第三期读书班学习期间,经王洪文批准,孙玉国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此后孙玉国多次去总参“放火烧荒”,煽动揭盖子。之后他又任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的人生巅峰,同时,也临近了悬崖的边缘。

出任厂长转亏为盈

粉碎“四人帮”后,孙玉国被停职审查,并被免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82年,孙玉国被分配到兵工厂担任副厂长。1988年1月3日,孙玉国又被调到三三O一厂,职务没变。1989年厂效益开始滑坡,工人们发不出工资,上级为了稳住大局,宣布由孙玉国主持工作。孙玉国没有推托,为了救活工厂,他四处奔走。短短3个月,人心稳定了,生产正常运转了。工人们感叹到:到底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英雄!

1991年,孙玉国调到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副总经理,在此期间,他主持负责对苏易货贸易,一年能给军区上交上千万元利润。1998年,金城集团公司从军队企业移变为地方企业。经沈阳军区首长特批,孙玉国按副师级转业。如今,年近七旬的孙玉国在家安度晚年。(摘编自《名人传记》《新民晚报》)

文革时照片一聂元梓.陈永贵老照片-->史料事件/新闻活动照片

10聂元梓

1966年5月25日在曹轶欧授意下,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当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赶走工作组后,聂元梓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同年11月,聂元梓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

1967年组织“除隐患战斗队”,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

2007年展览时的聂元梓肖像

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文革”十年,聂元梓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两年,之后,她便失宠,继而失去自由。“文革”结束后,1978年,聂元梓因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6月她获准保外就医。1986年被假释。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

聂元梓如今独自住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里,由于她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平日饮食起居就是自己照料。她喜爱读书看报。1994年,曾有国内一个很有名的传记作家写文章称她死了,有人让她跟作者和报社打官司,但经历沧桑巨变的她,早已经平静,聂元梓多年来,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

(黄帅)11家喻户晓成“闯将”---黄帅

1973年,黄帅还是一个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班主任看了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

差点没能上大学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在王洪文处抄出的组阁名单中,黄帅拟任团中央书记。很快,黄帅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父亲就被隔离审查,后被逮捕入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979年,黄帅成功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但由于政治问题,学校不打算录用他。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黄帅这才进了学校。1984年9月,黄帅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

大学“学术硕士”学位。1998年12月,黄帅回到祖国并立马回到母校成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如今已步入中年的黄帅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

12 庄则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庄则栋也不再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一职。随后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

审查期间,庄则栋靠看书和练书法打发时间。

隔离审查四年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在山西,食堂的厨师给庄则栋悄悄加蛋加肉,庄则栋由此感受到,除了文革的问题,他仍是受尊重和肯定的。他开始辅导山西队的训练,相隔近十年后他又开始从事自己的老本行。闲暇之余著书《闯与创》,但没有出版社敢为其出版。身边的一位记者朋友帮他上书国家领导,领导批示“准其出书,尽快安排工作”。

回京找工作的过程中,庄则栋私下表示不愿回国家体委系统。

最终,庄则栋选择在北京市少年宫任教,回到了他三十年前出道的地方,培养青少年选手。一切政治活动和荣誉都再也和他无关。在之后很长时间,即使有“乒乓外交”的活动,庄则栋都不在被邀请之列。有次基辛格来华访问时问起,得到回答“庄则栋出差了”。

近些年,庄则栋和一些老队员“化解隔阂”、“了结文革恩怨”,在一些公开场合会面。在一些中国体育功勋人物的评选中,也常常会出现庄则栋的名字。王猛在去世前收到庄则栋的赠书和道歉后一再说:“庄则栋因年轻单纯才犯了错误。”

5年前,庄则栋被查出患了癌症,至今已作过8次手术。庄则栋面对生死已经很释然,三年来他每天练书法7个多小时。乒乓外交的经历和对日裔夫人佐佐木敦子美好的情感成了他最愿意回忆的往事。

13 邢燕子

邢燕子近照

40岁往上的人,大都知道邢燕子这个名字。邢燕子属大龙,今年已整整74岁了。光阴似箭呀,当年郭沫若曾根据她的事迹写过一首《燕子歌》,可谓风靡一时。自那时起,不管她走到哪里,人们都知道她是邢燕子。尽管如今她已步入老年,人们也还是亲切而习惯地称她“燕子”。


1964年12月26日,正逢毛泽东主席71岁生日,平生喜欢不公开过生日的毛泽东打破了这个规矩。那天散会后,邢燕子和另一位江苏盐城的知识青年代表董加耕应邀参加了毛主席的生日聚会。她被安排坐在毛主席的右手边,董加耕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同桌的还有北京市市长彭真、大寨大队支书陈永贵、大庆铁人王进喜、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还有罗瑞卿、曾志、谢富治等人。这一天,毛泽东喜爱的女儿都没有参加。在席间,邢燕子为毛主席点烟时,听见他风趣地说:“今天没让我的孩子来,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不下乡,没资格,不配。我要坚决坐在群众一边。”继续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5b19f0102e95c.html

 14 王力拥毛拥邓又拥江

  王力命运的奇特之处是,专案组人员从不审讯王力。因为他长期在中央部门起草文件,对核心的重大决策了解太多,越交代麻烦越多,不如让他闭嘴。八0年“四人帮”受审时,他也没有被押上法庭。八二年一月王力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书,八四年二月他被开除党籍。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325103040.html

15 宋彬彬


宋彬彬1947— )女,***东北局***宋任穷的女儿。


1966年6月2日在其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靠边站”的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作为学生党员的宋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署名排列第一)成为副主任。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学校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对象。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校长卞仲耘被划成“四类”,连续批斗拷打,直至被打死。


1966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伟大领袖敬献了红卫兵袖章。据当时权威的官方媒体报道,领袖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领袖再问:是哪几个字呀?答: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领袖教导说:不好,要武嘛。于是改名“宋要武”(本人解释说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以新名字发表《我给毛***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1966年8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也更名为“要武中学”。“宋要武”这个名字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刺激、引发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注]南下武汉也以宋要武名义发表声明。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812/show1202147c17p1.html . 16 徐景贤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于一九九五年刑满释放后,不甘寂寞,破门而出,始是要求出席南洋模范中学校庆露面,遭拒绝后,又在海外杂志发表《邓小平“策反”马天水》等文章,窥测气候。去年年底,他又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十年一梦》。封面上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大字: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首次披露。据该书的出版说明上说:“从一九九二年到二OO二年,作者用了十年时间,写成了这部回忆录”。“十年磨一剑”,真可气谓是煞费苦心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4950100823f.html
1毛泽东和谢静宜17文革红人谢静宜

谢静宜(右二)、张玉凤(左二)等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在毛主席纪念堂合影留念。(中红网江山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5905540102vnlf.html
18 王洪文
1975年第四屆人大會議上的王洪文。
揭秘文革中的王洪文:從“造反派”到政治局常委。王洪文標準像。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主席臺上的王洪文與毛澤東、周恩來。

19政治宠儿陈永贵“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文革中的最常见的标语口号,农业战线上的标兵陈永贵,工业战线的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后来、陈永贵成了政治上的宠儿,文革中农民在国家政权中的代表。 陈永贵,1914年生,山西昔阳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1959年任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1961年任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1967年起,先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1975年-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关于解除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1983年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被评为县、地区和全国劳动模范。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作为农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不可谓不风光也。但是陈永贵最终还算是善终,应该说是陈永贵的农民身上纯朴的性格救了他,他虽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还是本着农民的本性行事,不张狂,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应该算是文革红人中结局最为完美的一个了。
(还是农民本色)
20文化红人浩亮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人应该是耳熟能详了。出演李玉和的浩亮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钱浩亮扮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后受到重用,曾任中国京剧院革委会领导成员,又任院党委副书记,1969年4月出席了党的“九大”。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还当了三个月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被粉碎,钱浩亮被投入监狱接受审查。1982年初恢复自由。  文革结束后,浩亮也从文革红人又回到了人间,此后还活跃在京剧界,成为人们怀旧时的一大卖点。
(浩亮出演的李玉和)历史就是这样,它让你因缘成名,但是时间会还原一切。让我们都能从历史老人家那里,找到我们各自的位置吧。
21文化部长的于会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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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30 17:39 上传


曾担任“十大”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的于会泳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京剧样板戏的音乐主创者,现在听听“打虎上山”的旋律,也不能不承认于会泳是个天才。http://forum.china.com.cn/thread-2929401-1-1.html
22刘庆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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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和”是帅哥,“洪常青”也是帅哥。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也官至文化部副部长,他对中国的芭蕾舞事业是有贡献的。文革中追随江青整人和参与阴谋活动,玩弄多名女演员,是几位帅哥涉足四人帮阴谋最深的。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 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是4位帅哥判得最重同时态度最顽固的,也是唯一出狱后还讲江青好话的人。他前几年已经去世,从灵魂意义上说已经与江青到了同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应该继续追究他的了。23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领袖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和同是学生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比起来,她年长9岁,是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聂元梓比起来,她年轻16岁,是个学生。因此,谭厚兰是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
原本1966年7曰谭厚兰就该大学毕业,开始新的人生旅程。但“文革”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66年6曰初在“红旗杂志社”实习(为批判《海瑞百官》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门的所谓“三家村黑店”做些“跑腿”类工作)的谭厚兰得到当时中央文革写作班子的关锋的助手林杰的“内部消息”,回到北极师范大学,写出该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炮轰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等。
工作组赵刘少奇的部署进驻北京各高校后,谭厚兰起初尚与工作组的人有一定工作配合,但一个多月后,又在听取了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和林杰透露新了的“内部消息”和指示后,搞“秘密串联”后公开张贴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发起、组织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
兵团,任司令,自此正式登上北京是啊范大学“文革”的最高舞台。
1966年9、10月,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谭厚兰带领井冈山
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后来,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北京高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曾分为 “天派”(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领导的“红旗造反兵团领导“天派”)和谭厚兰领导的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
兵团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领导的红卫兵组织结成“地派”。“地派”领袖们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武斗。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
1968年10月,谭厚兰作为大学生,与其他有各类问题的学生(包括有盗窃恶行和流氓习性的学生)被“安排”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押送”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她从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对她的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这时,她反省自己前几年的所作所为。在工厂,她不言语,埋头苦干,老老实实接受管教。
粉碎“四人帮”后,恶有恶报的天谴来到了。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谭厚兰1968年7月28日前的每一次“重大造反行动”都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康生和《红旗杂志社》关锋、林杰等的指示,正因为如此,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们并不看好她的领导能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之前,林杰的上司“关锋、戚本禹”等已被作为“小爬虫”隔离审查,据说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林杰时,林杰哭着对她说过:我相信天,相信地,相信毛主席,这对谭厚兰打击很大,自那后,她对“文革”的态度就有了转变。
24.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领袖王大宾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因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 “天”“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为工作便利,周总理建议他更名为“王毅”,王大宾连连点头。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对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他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并在工作中努力回报。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了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
后来,王大宾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王大宾对此只是说:“我不过干了点实事,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25.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北京航空学院直属国防科工委领导)“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他一下子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大闹、大名、大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1968年7月28日凌晨,最韩爱晶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受到严厉批评,随后失势。
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转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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